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谈未成年人刑责年龄特定情形下拟个别下调

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 (黄钰钦)针对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调整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即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修改完善涉未成年人犯罪相关规定是草案二审稿主要修改补充内容之一,其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两个方面。

在龙虎榜中,涉及沪股通专用席位的个股有1只,吉比特的沪股通专用席位净买入额最大,净买入938.6万元。

穿着各色工装,带着保温箱,骑着自行车或摩托,穿梭在大街小巷……如果要评选能够代表2020年的形象,这样的身影一定会上榜。

一些数据或许能提供佐证:在俄罗斯,3月底开始实行居家隔离政策时,配送员职位缺口较一个月前增加20%;在整个拉美地区,疫情暴发以来,快递业务增长了30%。

“数着门牌号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还没找到送餐地址,那个时候最绝望。”塔米回忆说,为了送餐不迟到,自己闲下来就研究罗马地图。现在,他对自己所在区域的大街小巷已经非常熟悉。

“开门的竟然是确诊患者”

塔米来自菲律宾,在意大利生活,曾是一名餐厅服务生。疫情来临,餐厅关门,塔米没了工作,转行干起外送。“外卖小哥的生活需要随时在线,很累,但至少还能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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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治晓说,“(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并不是认可我一个人,而是对在疫情期间默默坚守的社会各行各业的一个共同认可,包括保安、保洁、社区、民警、一线医护人员等。”(记者:赵焱、陈威华、李洁、张骁、何晨阳、谢建雯、曹槟)

“每天骑车送餐可以锻炼身体,还能赚生活费,一举两得。” 卢卡说。至于个人安全,他认为,戴好口罩,做好必要防护,在“无接触送餐”的原则下,问题不大。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调整问题引发社会公众广泛讨论。有公众呼吁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有人表示应“恶意补足年龄”。

“战斗民族”表达感谢的方式似乎更“硬核”。7月5日,俄罗斯多家企业在莫斯科图利斯卡娅地铁站附近联合竖立起一座雕像,致敬在疫情期间奔波的配送员。雕像的铭文写着:“献给那些让居家隔离变成可能的人”。

无论如何,包括外卖快递员在内,普通工作者对全球抗疫的贡献不能忘怀。

“很累,但至少还能有收入”

巴西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逼近200万例,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由于巴西采取轻症患者在家隔离的措施,配送员很有可能与感染者直接接触。

半路出家,塔米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如何避免餐食漏洒、怎么保证送餐及时……都是学问。

里约热内卢的送餐员克劳迪奥就被一条短信感动过。当时,他刚从餐厅取餐出来准备配送,突然接到客户发来的短信:“晚上好!不用送来了,这份饭是我专门为你点的,送给这么晚还在工作的你,希望你喜欢!”

列夫·列昂诺夫也是“被迫”当起配送员的。由于俄罗斯居家隔离政策,他无法继续原来的工作,失去所有收入。今年4月,他加入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旗下的储蓄商场网络配送平台,为顾客送货。

有一个订单让高治晓印象很深——要将一根数据线送到一个新冠治疗定点医院,对方是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的确诊患者。不少外卖员接单后又因为担心而取消。

在疫情冲击之下,不少行业停工停产。疫情中需求旺盛的外卖、快递行业给不少人提供了生计,但也带来了不同的烦恼。

“不用送来了,这是为你点的”

他指出,总体上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经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完)

当欧洲疫情最严峻时,意大利3月10日至5月3日实施全国“封城”,除了工作、健康问题等不可避免的需求外,建议民众居家隔离,但养狗的人可以每天出门遛狗。卢卡不养狗,外出送餐成了他每天出门的合理理由。

7月1日,巴西全国20多座城市的外卖快递小哥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提供安全防护、改善工作条件、设立最低送递收费标准、提高收入待遇。

不仅中国,当新冠疫情对全球不断按下“暂停键”,各地外卖快递员们的存在,缓解了多少人的狼狈和无助?奔忙之中,他们也有很多暖心或惊心的经历,成为一本“2020年全球日志”的难忘注脚。

“订单很多,没时间休息,周末也要工作。”列昂诺夫说,虽然很辛苦,但他每月可以赚大约5万卢布(约合4930元人民币)。

雷尔利森·罗德里格斯在送餐时经历过这样的“惊魂一刻”。客户住地的门房不愿代收,他只能上楼送到客户家中。孰料,这名客户是确诊患者。“竟然是他本人开门收货,这确实让我有点害怕。”罗德里格斯说。

“以前我每天跑35到40公里,现在每天大概跑65到70公里,有时候要80公里。”巴西快递小哥西塞罗入行两年,明显感觉到今年工作强度大了许多。

大部分民众能够理解疫情期间配送员的不易,通常会在收到外卖快递时多付一些小费,甚至发给他们一些祝福话语。

“对这一问题,大家的共识是应当管起来,既是矫正犯罪的需要,也是保护受害人正当诉求和利益的需要。”臧铁伟在记者会上说,“只是如何去管,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关进监狱,还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特点去完善收容教养制度等,大家还有不同的认识和侧重点。”

2020年,外卖快递员到底有多忙?

“一想到这么多人取消就没人能帮他,他接下来得多么无聊和无助,我就硬着头皮买了数据线送去。在线对话中,他很感谢我。那时候,我也觉得挺温暖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送外卖都是迫于生计。意大利大学生卢卡选择兼职送餐的理由比较特别——出门透口气。

“为了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我必须去工作。”巴西快递小哥西塞罗描述道,疫情暴发以来,自己一周7天不休息,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小时,但由于快递平台压价,他的收入并没有增加。

“疫情期间,每天送外卖也是挺担心的,毕竟我们这个职业,跟人接触也多。”登上过《时代》周刊的高治晓在今年1月下旬疫情暴发后取消了回宁夏老家过春节的车票,选择留守北京。与平时送餐为主不同,外卖员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成了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的“运输队长”。

俄罗斯“快递俱乐部”送餐平台工作人员阿列克谢·别洛乌索夫介绍说,3月底,俄罗斯进入全国放假模式,民众被要求居家隔离并限制外出,该平台应聘送餐员岗位的人数相比2月猛增40%。

除了劳心费力,疫情期间,外卖快递小哥比以往、比很多工种面临更大职业风险。

对经历过“宅防疫”的广大中国消费者来说,外卖、快递对维系日常生活实在太不可或缺了。